“长春人的心态是：卷又卷不过，躺平了不想争，但我又不服气，然而不知道自己能怎么做。”
在长春访谈时，一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向我描述本地人的内心挣扎。
了解得多了，我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当地广泛存在的焦虑感，也可说是这座城市本身的缩影：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长春难以与一线城市竞争，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曾经的辉煌仿佛就在昨日，而“未来”却始终模糊不清。
这并不只是长春人面临的问题，也许是整个东北，乃至是我们当下所有人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长春人。
不管现在怎么看，对很多人来说，长春确实曾是个机会之地。不止一位长春人对我说，以前一直发展沿海地区，现在要发展内陆，那长春就在东北的十字中心点上，“这里天然就应该是东北的中心”。有位当地教师说，这座城市是福地：“长春是龙脉，风水很好，四通八达，不缺粮食，也从没地震之类的天灾。”2000年她从东北师大毕业时，成绩较为优异的那些同学大多选择长春，“当时能留长春，是很骄傲的，留不下来的才不得已去了深圳闯荡”。谁也没想到，二十年后，双方的命运发生的翻转之大，堪称触目惊心，那些曾进了报社、电视台、国企等让人称羡的岗位的，“死在体制内的很多”。在这里，深圳是当地人最经常拿来作为参照坐标的城市。深圳这些年赶上了新经济的浪潮，但正如有朋友感叹的，“互联网浪潮，东北受益很小，没吃到红利。”他在吉林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硕读了7年，这个被戏称为“青楼计院”（刚好楼的外墙青色）的学院不大，拉到的项目却最多，然而长春没有新经济的气氛，“这城市还可以，只是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做IT的”。2010年毕业后，他南下深圳，几年下来就明显感受到了不同：深圳很有活力，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面也倾向于尊重这些想法，人的主动性比较能得到鼓励，而这在东北都是难以看到的。虽然“东北衰退”早就是老话题了，但这并非一开始就注定如此。一如经济学者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所言，晚至2005-2014年间，辽宁和吉林的人均GDP“无论是在水平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跑赢了全国平均，我没看出有什么‘告急’的情况嘛”。问题是，近些年别处在跑步前进：2000年，全国1088家上市公司，吉林就有40多家，位居各省前十；但现在全国的数字已翻了近五倍，吉林仍然原地踏步。在长春这边，人们的直观感受也是近些年的事，不止一个人都提到近十年来变化尤其明显。有医生证实，她2010年研究生毕业去深圳，感觉收入差不多，但房价差好多（当时深圳三四万一平米，而长春只要六七千），权衡下来觉得还是长春性价比更高，结果呢，“最近这三五年，怎么感觉长春又被深圳拉开了十几年？”一年前的长春封城对这座期待复兴的城市来说雪上加霜，由于工业生产所遭受的影响，长春成为2022年全国唯一经济总量负增长的省会城市。一位大学毕业不多年的男生说，这几年来依靠“强省会战略”，本地经济可算有了起色，“在东北，长春还是有一点生机的”，然而他也准备有机会南下“看看机会”。 确实，至少在东北，长春的经济表现还是不差的：2021年，长春的上市公司总市值排在东北各城市第二；论个人所得税，长春甚至是东北四大城市里最高的——虽然受封城冲击，2022年的减幅也最大，但个税这一指标最能体现出当地市民的收入水平，至少由此也可见长春凭借其工业基础，民众的日子过得还行。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它与南方的差距：2022年东北四大城市的个税总和，仅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东北师大教授徐前进在观察长春的城市生活多年后，写成《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一书，在他看来，长春和任何一座现代城市没有本质区别，问题的关键是“从那些正在生长或已经失效的日常景观中寻找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形式”，由此更深切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他没有也不必访谈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哪个人，因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思考，着眼的其实是现代城市的共性而非长春的个性，是在解剖城市这一庞大机器的结构。这么一来，一时的盛衰起落没有意义，需要改变的与其说是长春自身，倒不如说是对长春乃至东北城市的看法。
《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
徐前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1
然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像这样抽象的哲思恐怕都难以宽慰此时此地的自己，他们看到的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位南下武汉已经十多年的长春人说，前一阵回来探亲，难掩失望：“没多少变化。机场还是那个破机场，公交公司每年都亏，现在连一汽也只能开七八成工资。城市和人都在固化，只是让我庆幸自己当初离开是对的。”很多人可能已不记得1985年长春君子兰泡沫，这被定性为一场非理性的投机，但从历史上看，这种全民性的投机，正是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兴起的可靠征兆。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虽然无数人在下岗潮中经历惨痛，但伪满皇宫附近的批发市场也催生出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时至今日，每天仍有许多小商贩在这里起早贪黑地劳作，但批发这个行当却渐渐没落了，为什么呢？了解内情的一位本地朋友回答：“一是不少商户直接去沈阳这样更大的批发市场进货了；二是长春原本就不是这些商品的原产地，等到南方凭借电商渠道直接把货送到消费者手中，一下子就把中间环节拍死了。”另一位朋友回忆，他1997年大学毕业时，长春的经开区还都是菜地、大棚，他在那里的国企干了十年，眼看着地一点点征完，变成水泥森林。到2007年前后，市场化继续深入，他就买断出来了，因为看到“所有纸面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对那时下海的人来说，股市是一个“挣钱多”的机遇之地，但即便是这样，他也发现，在证券公司内部，分奖金时90%都被有后台的人拿了。如今人到中年，感觉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你说长春有啥机会？我年轻时还认真想过，现在看多了，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它这么多年倒是不停地在变来变去，但仔细一看，骨子里又还是那个老样子。”长春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在我看来，症结就在于这座老工业城市构建起了一个相对自足的封闭体系，虽然看似早已进入市场化经济，但它其实并未真正开放自己的市场。一位已经在北京多年的朋友在谈起老家时痛切地说，长春受困于固有的思维，对年轻人来说缺乏吸引力：“长春没有特别好的国企，也没有特别好的私企。几年前某大厂还想在东北搞一搞，最后发现也搞不成，这边全是体制内的人养老的，感觉这地方不太有救的样子，也不用考虑振兴了。”当有亲友说等东北振兴了，好回家养老，“回长春发展，建设长春”，她反问：“长春有发展吗？”公平地说，长春不是没发展，但国内没有哪个一二线城市，像长春这样严重依赖某一产业：本地经济以工业为主，而汽车制造又是其工业的绝对核心——汽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仅一汽的产值就占全市近55%，营业利润更是占到全市工业利润近九成。一汽实际上就是一座卫星城，厂区和城区难以区分，整个公司直接的雇员虽然不过15万人，但加上家属和配套企业，它至少影响上百万人的生计。在它最繁荣的时候，每年发26个月工资，一个车间班长能管上千人，比普通民企都多。“一汽打个喷嚏，长春乃至吉林经济就要抖三抖”并非夸大其词，只是描述事实。在这里，一汽并不只是一家企业，还是一种经济生态：在长春，有超过1000多家围绕着汽车制造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业，堪称自成一体的星系。在“2021年长春企业百强”名单上，一汽控股企业或相关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就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前十强里有五家都和汽车制造有关，而一汽的优势更是碾压式的：其营业收入比排名第二的吉林亚泰集团高出近12倍。可想而知，汽车产业得到了全市乃至全省的鼎力支持，吉林省早已宣布，将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突破关键技术，扛牢民族品牌，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力争到2025年汽车产业规模达到万亿元级水平。无论从全城经济还是民众生计出发，一汽都“大到不能倒”，和政府绑定极深，在吉林无论什么企业要买车，那必须买一汽的，不买？那就卡你。在各种扶持举措之下，长春每千人小汽车保有量高达353辆，可以吊打北京、上海、深圳。这种一家独大的倾向，在长春还不仅限于一汽，事实上，长春这些年来各种资源都有不断集中的趋势。2000-2004年间，本地五所大学并入吉林大学，办学规模全国第一，校区遍布全城，以至于本地戏言，以前说“吉林大学在长春”，现在则是“长春就在吉林大学里”。在医疗卫生系统则是吉大一院，其它医院除了少数科室还有点竞争力，整体上跟它都差一大截。一位本地医生回忆，吉大的三个附属医院，十多年前她上大学时“规模基本差不多，这些年差距逐渐就拉开了——就是资源越发集中了，这倒是跟长春和底下县市拉开差距道理类似”。在商业领域，这就呈现为一种相对单一、缺乏竞争、排斥外地品牌的内循环倾向。长春的商业生态垄断性很强，没有全国性连锁，宜家、居然之家、盒马、7/11要么进不来，要么进来就黄了，只有三家沃尔玛和两家麦德龙勉强活着，剩下基本是欧亚超市一家独大。前两年宜家都已经选好址了，最终还是不来了，当地人如果想买宜家家具，就只能去沈阳买了运回来。然而，欧亚这个在本地所向无敌的龙头老大，开到沈阳后就铩羽而归。这是一个封闭体系的产物：不让别人家进来，到头来自己也出不去，因为缺乏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力。这一体系演变的结果，可能趋向于进一步封闭，正如本地人说的，外面那些品牌“一是进不来，二是时间久了可能也不想进来了”。这又进一步催生出一种奇特的现象：长春有不少山寨品牌，比如上海有“巴黎贝甜”，长春就出现了一个“法国贝甜”；糕点店“85度C”，在长春叫“味道85度”。有些长春人因为不知道自己长久以来接触的是山寨版，在正宗品牌进来时还抵触它。对照一下俄罗斯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后，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逐渐产生了技术隔离，最明显的征兆就是诸如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等新兴社交媒体都在一年内出现了俄罗斯仿版（名为Yappy、Rossgram和RuTube）。也就是说，这种仿版其实本身就是相对隔绝的产物，只有在两套系统缺乏对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平心而论，现在“内循环”也远不止长春如此，在面对外部风险时，这也算是一种管控机制，但问题就在于：这会造成一种相对封闭、稳定、隔绝的系统，不仅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拉开与外部的差距，长久下去还会导致人们更难适应市场变动。过多依赖于某一产业甚至某一企业，使长春的城市经济生态相对比较单一化，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仅难以调适，也隐藏着不确定的风险，因为一旦该行业出现波动时，就很容易牵连巨大。实际上，危机的征兆已经开始显现：受内外环境影响，一汽集团2020年以来的销量分别为370万辆、350万辆和320万辆，不仅逐年下降，而且2022年仅完成销售目标的78%。更关键的是，当全国转向新能源车时，一汽转型缓慢，去年只卖出17.2万辆新能源车，仅相当于比亚迪的十分之一。汽车产业是做大了，却是个老产业，一旦产能和行情都不是特别好，那这个城市到底该怎么办？很多城市都面临着转型，但长春尤其难：谁都知道应当从重工、军工优先的传统计划经济，转向民生、消费优先的市场经济，但长春的整个经济生态仍然是相对封闭的；市场化在很多地方其实是“以市场化为名的甩包袱”，但长春甩不了，因为那些包袱不是它想甩就能甩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真正能腾挪的余地不大。虽然作为省会能调动起很多资源，但长春这些年找到的新增长点也有限，除了汽开区之外，几个经济开发区也谈不上有多成功。像洛阳、淄博那样，挖掘本地文旅资源呢？看来也难。长春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多和伪满时期脱不开干系，带个“伪”字就很麻烦。当然，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所在地，它也是知名的“电影城”，但郊外的长影世纪城，连出租车司机都不建议我去。一位本地朋友说，电视剧《人世间》外景就在长春，还原了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非常写实，看了倒是让她非常怀念小时候的平房、火炕，“但刚拍完就拆了，其实完全可以保留下来。所以你说发展旅游？恐怕他们就没这个心思。”这些年国内冰雪旅游兴起，长春看起来可以大有所为，特别是哈尔滨强在冰，而长春、长白山的滑雪是最好的。本地有识之士呼吁2038年把冬奥会带到长春来，但至少目前，连国内游客都不太会把长春作为冰雪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原拟2019年开张的冰雪新天地，因为疫情一直拖到2022年底，虽然是学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南湖冰雕也没哈尔滨的精致，但不管怎样，照一位长春人的毒舌，“有这个想法都算是进步了”。长春的娱乐业倒是很发达，但整体而言市场不大，更不像长沙那样做到有全国性影响力。海底捞2017年开到长春，几年下来，四家店倒闭了两家，因为长春没那么多年轻人和消费力。也有人打算用韩国技术，把长春变成中国的整容美容之都，但这至今仍只是个设想。长春的洗浴行业一度号称“南有东莞，北有长春”，但那并不是因为长春人爱洗澡而有了这市场需求，相反，是下岗潮时大量的人涌入这行业，催生出了这一畸形的市场。如今，我们都意识到了一点：中国市场虽然自成一体，但其实外贸依存度是相当高的，现实是，内需往往仅限于基本生存（所谓“刚需”），不足以拉动经济。在这一点上，长春也像是当下中国的缩影：它有着东北最发达的工业基础，按理说会出现二产对三产的财政溢出效应，因为有了稳定收入的群体，按说能促进本地消费，然而长春人也不太敢花钱——人们普遍的感受是，长春收入不高，但物价不低。实际上，人们感觉近十年来兜里的购买力在缩水。一位长春女孩2006年去百货公司的化妆品柜台做营业员，当时工资水平很不错，平常月薪能有三五千，当时一碗麻辣烫才4-5元；2008年后国际品牌进入，欧亚商都等大幅扩充，很多销售甚至月入过万。2012年后，就感觉逐渐放慢了，一碗麻辣烫倒是涨到了9元。到2014-15年，赚钱不如以前容易了，她离开柜台，转到民企，明显感觉管理混乱；而近五六年来更是感觉同事的收入在减少，代购、电商的冲击，要保住月薪五千都比以前难了。这种内需的低迷，还不仅仅是因为手紧，常常也因为没处花。按一位本地朋友的说法，“长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旅游资源，不像一线城市的公共设施比较好，能让年轻人开心，就死气沉沉，生活着不舒服，整个气氛就很压抑。朋友说要来长春，我都劝他们别来了，‘我去沈阳见你们’；有时外地亲友来，要陪他们吃喝玩乐，我妈就带他们去哈尔滨，我爸都说：‘哈尔滨欠你一个荣誉市民。’”为什么这样？与其说是长春人不爱消费，不如说是缺少消费场景和氛围：“长春有不少老建筑，但难以开发出旅游价值，马路又宽，没法开夜市和小吃摊。基础设施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你要有各种便利店、夜市、酒吧等等，有文化生活，但这里缺少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消费，没有夜生活。长春是工业城市，和上海的作息不同，一般单位下午四五点就下班了，尤其体制内的人印象里，晚上出门非奸即盗。我一次晚上10点皮肤过敏想下楼买药，我妈都觉得很危险。在北京我11点在街上骑车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但在长春就觉得‘你半夜出去，是不是当街溜子了’。”这恐怕就是问题所在：长久以来，长春的整个城市格局就是按照行政中心、工业城市来规划的，就像一个机关大院、一家工厂，其功能设置原本就围绕着“生产”而非“消费”展开，这使得它在转型时不仅需要重塑城市空间，甚至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城市文化。此时，尤其需要打破原有那种相对封闭的结构，“拆墙透绿”，重新开放，让新事物能在缝隙中得以萌生和成长。作为东北著名的大学城，长春其实并不缺高素质的人才，一位多年前留学回来的本地朋友说，现在年轻一代“比我小时候经历得要多很多”，网络更是打开了他们的视野，早就超越了老一辈那种固化的思维，而更趋近于开放了。如果只是扶持几家老企业，把他们塞进体制内，那仍然是在旧范式里打转，任何一个敏感的心灵都会察觉到，自己的才能、需求和理想在这里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就像是穿了一件看不见的紧身衣。时至今日，长春不能再只围绕着“生产”来组织社会生活了，它需要松绑和创造，响应市民真正的生活需求，为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结和互动创造更多场景和机会。毫无疑问，这做起来相当不容易，也很难立竿见影，然而这才是激发出社会活力的必由之路。